[議題]邱貴芬筆記,第七章: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

「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

(因為這個篇在台灣文學史上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放在議題而不是隨筆標籤)


台灣過去百年的演進主要基於外來殖民勢力與本土被殖民者之間文化及語言的交流(衝突、互動),而文學典律的行成和這些互動經驗有強烈關聯。台灣歷史是一部被殖民史,自古便具「跨文化」特性,「純」鄉土、「純」台灣本土文化語言沒存在過。從後殖民觀點出發,「台灣特質」並非一個既存的實質,而是代表抵制中國本位主義的一個政治立場。

 

本章以de-centering 觀點出發:

一,抵制殖民勢力透過政治運作,在台灣建立的文學典律。

二,拒絕激進de colonization 提倡的「回歸殖民前文化語言」論調。

 

從「殖民」到「後殖民」


文學典律與殖民經驗的關聯

「發現台灣」是1992年台灣政治文化圈的熱門話題,《天下雜誌》1991末的專刊就以「發現台灣」為標題。「發現」意味著台灣過去處在被遺忘的狀態,台灣原本有史,只是幾百年來被殖民經驗迫使其歷史記憶被放逐,排除在官方論述外。

 

「歷史消跡」是所有被殖民社會的共同經驗。如「發現『新』大陸」這個藉論述產生的動作將美洲化為一片白紙,原有歷史文化由此消跡並被殖民者的歷史覆蓋。因此,重建、重新發現歷史是被殖民社會步入後殖民時代的第一步。

 

日治時期1937年總督府下令廢止漢文,壓縮台灣作家思想空間,而國民黨的國語政策則複製了日治時期的被殖民經驗。「妥靖工作」關閉台灣報社,以外省作家掌握報刊雜誌編輯。在外省編輯主掌文學管道的文壇裡,揉合了鄉土俗語、日文、漢文的文學語言往往被視為日本遺毒的「不正確」中文,難以找到發表管道。

 

台灣文學的案例中,文學典律和殖民的關係特別密切。Canon(典律)源於希臘文Kanon,意為丈量,後引申為教堂用以分辨「異端」與「正統」。文學典律是一套篩選文學作品的原則,但其並非單以美學做為運作依據,反而處處受到政治介入。典律的形成會有意無意將強勢意識形態產品假以美學包裝,供大眾消費。

 

文學典律的行程不取決於任何個人的品味或利益團體的壟斷,但卻和文化產品的創作、再製造及市場消費有必然關係。而台灣的被殖民經驗不僅影響台灣文學的創作,更影響了作品的消費和評價。消費:閱讀是社會活動,讀者對作品的反應絕非完全訴諸美學標準。

 

抵中心

後殖民論述的兩個特點:對殖民經驗的反省;拒絕殖民勢力的主宰。(確認了被殖民經驗對文學典律的重要性後,邱貴芬開始頗析被殖民經驗相關的論述。)

 

邱貴芬的後殖民論述有強烈的「抵中心」傾向,這與後現代文化呼應,後現代以文化異質為貴、強調文化差異。後現代論述解構了各類中心理論(男性中心、異性戀中心、歐洲中心論等)的迷思及迷思中潛藏的政治意義,因此「抵中心」傾向可謂後殖民論述的原動力。

 

當不同文化對立時,勢力強大的一封經常透過論述來「了解、控制、操縱,甚至歸納對方那個不同的世界。」(Said, Edward, 1979, Theory of Discourse)以強勢文化為中心觀點將對方納入己方營建的論述內,並壟斷媒體迫使對方消音(silencing)。

 

台灣歷史的失落和文學典律的語言階級正式此類殖民silencing之成果。由於殖民壓迫透過語言階級制完成,後殖民論述自然從瓦解語言階級著手瓦解殖民壓迫。

 

重新定位語言有兩個主要步驟:

一、抵制殖民語言本位論

二、進行語言文化整合,建構足以表達被殖民經驗的語言。

 

在台灣的案例中,即為破除「國語本位政策」造成的語言迷思,並定義能夠最貼切表達台灣經驗的台灣語言。

 

破除「國語本位政策」可延伸為抵制中國本位的文學觀,此文學關對台灣文學造成窘境。Literature 意為the culture of letters,文學重字,而台灣與中國社會自1895隔離至今,期間語言發展的分歧為不爭的事實。

 

從中國本位觀出發,所有與中國本土的中文有所差異的中文都是次等的中文,只有中國本土中文具有正統權威性。後殖民論述因而重新定位語言,破除「正統中文」的迷思,各地的中文皆為語言與在地經驗結合的產物,並無「正統」與「非正統」之分。台灣的中文已融合了台灣經驗,背負被殖民歷史,是台灣的語文。

 

瓦解了「國語」做為正統中文的權威性,第二個步驟是建構足以表達被殖民經驗的語言(語言更替),我們需要思考取代「國語」的台灣語言為何。筆者認為,de colonization並非恢復殖民前文化。在破除殖民本位迷思時,亦須破除「殖民前的台灣為淨土」的迷思,「純」台灣本土語言從未存在過。所謂「殖民前」的台灣語言早已是多種語言的混合。

 

「台灣特質」並非一個既存的實質,而是代表抵制中國本位主義的一個政治立場,「台灣本質」等於台灣被殖民經驗裡的所有文化異質。若企圖以「福佬話」取代「國語」的權威性無異於複製另一版本的殖民壓迫。(李喬的《台語文摘》有更詳細闡述)

 

Bill Ashcroft:後殖民社會是個「從文化對立轉為以平等地位對待並接受彼此差異的世界」,對跨文化的共識可能終止人類被「純種」的迷思所獲而造成的鬥爭。(在前面的章節邱貴芬有提到,Bill Ashcroft:也提出過: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本土經驗並挑戰殖民語言價值體系一向是後殖民書寫重要的課題。)


台灣人必須達成「台灣文化及是跨文化」,兼容並蓄才能擺脫殖民的夢魘。如葉石濤定義的台灣文學為「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

 

《玫瑰玫瑰我愛你》

數十年前的花蓮,英文老師受花蓮地方權貴所託,在當地設立以當地性工作者為訓練對象的吧女速成班,迎接來自越南的美國軍人。


自鄭芝龍以降,統治台灣者往往才殖民經濟政策,外銷台灣本土資源,小說裡性工作者與美軍的國際貿易正parody了台灣被殖民歷史的基本經濟模式。


吧女的課程設計,包括國際禮儀、英語、美國文化、中國文明概論、生理衛生、法律、基督教祈禱方法,完全本於商品行銷的設計概念。龜公大鼻獅轉述董斯文的話時,「性工作者等於商品」的概念表露無疑。小說裡,性工作者被當成商品,推銷給美國士兵。


Montrose (1991)指出殖民論述經常以性別區分殖民與被殖民者,具侵略性的殖民者被比為男性,被殖民者被區分為女性。土地被女性化,政府女人與征服土地在殖民論述裡經常有類似象徵意義。


小說暗示,台灣人面對美國士兵時,無論男女,性工作者與否,都扮演被嫖的女性角色(這個殖民論述有性別意識不足之嫌)。


參考巴赫汀「抵中心」的語言,使用低俗語言,以「熱鬧滾滾」的大眾喧嘩笑聲瓦解官方設定的論述階級。

小說夾雜中文、台語,並經常將當時的語言與十年後的語言並列,凸顯台灣歷史的演進。


「可是不穿衣服不是不好看嗎?」(這時節,「形象」一詞尚未流行。要不然他一定會這麼說:「可是這樣一來,不是醜化的我的形象嗎?」


除此之外,小說還包含了董斯文英語化的中文。「這是我的認為」、「多麼胡說」、「我很高興你跟我同意」。以及其他應劇情需要出現的日語、客語、台灣化日語、台灣國語、福佬話等。


雜燴小說語言可視為一種政治姿態,無形中打破國民黨的中文本位語言階級制,原先在語言階級制中被壓抑的各族群的生活語言得以被解放。


巴赫汀,每一個字都有所謂「潛在對話性質」,每個角色使用的語言都代表著一種意識形態。


諧擬(parody):開訓典禮在教堂舉行,眾人一起禱告「願您的國降臨!」(小說213頁)。基督教來自西方,西方宗教侵入花蓮性工作者的世界猶如美軍夾帶雄厚財力登陸花蓮一樣。期待美軍到來的性工作者在教堂裡祈禱「上帝的國」降臨,行成一幅滑稽的場面。


西貢玫瑰:小說敍述裡,「玫瑰玫瑰我愛你」的歌詞和教堂裡莊嚴禱告詞交織進行。小說在此聲色俱全的戲劇高潮憂然而止。吧女速成班的開訓典禮轉化爲一場宗教儀式,吧友們隱含性隊的歌詞諧擬教堂裡的禱告。不論歌詞或禱告詞都表達了一種渴望,美軍的到來和上帝國度的降臨混爲一體,台灣人民面向西方,唱出他們渴望「得恩」的新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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