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邱貴芬筆記，第二張：後殖民女性觀點

第二章 後殖民女性觀點

傅柯：我們不要注意建構出來的傳承與延續，而是一些斷層（discontinuity)，探索斷層才能看出歷史中隱含的權力運作。

傳統史學用cause and effect理解歷史不恰當，而應該著眼於各方勢力有意無意的互動，如何無意間產生歷史事件。要注意同時權利不只會壓抑，還會生產、消費。

 

以「傳承」無法理解有複雜政治組成的台灣文學，從權力、資源分配才能梳理出台灣女性文學參與族群論述鬥爭的脈絡。

三個時期，七零年代閨秀文學、戒嚴的「族群記憶」、九零年代「以女性同志視角結構國族」的「無認同」

結論：從七零到九零，一個明顯的脈絡是：女性作家更積極地介入「國族論述」。

閨秀文學70年代

1970的「閨秀文學」之所以突然橫掃文壇，不是因為文學技巧有劃時代的進步，而是文化生產的管制有重大改變。這個轉變與先前台灣文壇的傳統沒有銜接、傳承關係，所以必須以傅柯的理論解釋，這個時期台灣文學的生產消費條件發生了什麼改變？

過往解釋：1979美麗島後，兒女情長的題材有更多空間；中產女性的消費能力提升，以女性視角探討婚姻愛情的消費群增加。

邱貴芬則從國族敘述切入，與報社關係密切、掌握雄厚文學資源的親國民黨國族論述作家朱西甯、夏志清促升了「閨秀文學現象」。

注意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三三集刊及其網路所提攜的張腔作家明顯佔優勢。

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表現了對中華民族的寬恕厚重」〈聯合報69年度中長篇小說總評會議紀錄〉

當時得獎的閨秀文學作品經常複製「中國想像」，傳達出國民黨官方相似的國族觀。筆者不是在批評評審有意識為官方服務，而是文學獎對台灣文學典律的形成來說很重要，所以必須注意到篩選過程中隱含的權力關係。

九零年代評論閨秀文學的兩個現象：抨擊國族主義主張微觀政治的女性主義，把女性從男性中心的國族論述下解放。這現象反映了「閨秀文學的不穩定定義，在呼應官方國家想像的同時，隱含顛覆國族主義的意義，介入長久以來台灣文學為特定國家論述（無論立場）服務的傳統。

以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為例，這篇的性別意識形態確實傳統。但蕭麗紅的另一篇《桂花巷》卻深度刻畫了寡婦對父權的「踰矩」情慾表演。很多女作家會在不同作品呈現不一的價值觀，反映他們在社會變遷下的掙扎。

楊照認為《千江有水千江月》既本土又中國，在小說裡沒有展現兩者背後的批評，「收編」了「鄉土」。邱貴芬提出另一種處理，可以視小說為殖民地混種文化的發揮，這不再是中國的複製，而是似中國卻極台灣的書寫。

Bill Ashcroft: 用什麼語言來表達本土經驗並挑戰殖民語言價值體系一向是後殖民書寫重要的課題。

蕭麗紅以標示「臺灣經驗」的語言躍居消費地位，展露台文打破華語壟斷的文學生態的潛能。

小結論，1970的「閨秀文學」著力於性別，與國族敘述的關係是相對隱性的，邱貴芬在此點出了這些暗流。

解嚴女性小說，族群立場歷史記憶小說

1987解嚴，1988蔣經國死掉，李登輝掌權。蔣家落幕的權利洗牌讓四十年來潛在的族群問題浮上。

相反於七零年代的閨秀文學，此時期的女作家會明確以族群立場出發，展現記憶/認同政治。但連結強弱並不一致。

袁瓊瓊1980〈自己的天空〉的男女情愛，而《今生緣》則明確站在「外省」族裔的位置，召喚次族群共同的歷史記憶。小說刻畫了當年中國人來台的困境，側面回應本土派「外省族群是既得利益者」的批評。

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也寫族群記憶，但採取的策略迥異。朱天心正面攻擊，想在重新形成的台灣國族敘述中爭取一席「外省二代」的地位。

蘇偉貞《離開同方》看似與《今生緣》同為眷村經驗的小說，裡面的情愛沒有明顯與眷村的特殊經驗有所關聯，不像《今生緣》每個人物都有與外省記憶有不可割的關係。蘇偉貞要到了1994年的《沈默之島》才開始回應當時的國族論述。

陳燁的《泥河》，從福佬係視角寫二二八，外省女性的「歷史記憶」。二二八雖是本土派小說的重要探索空間，但其中女性對話空間十分弱，就邱貴芬所知，陳燁是第一個「重量級」鋪陳二二八記憶的女作家。與之後李昂的《迷園》合力開拓福佬女性觀點。

李昂與陳燁是少數非「張腔」或三三系統的成名女作家。《泥河》與二二八的經驗沒有那麼的緊密，雖然身繫眾多情感癥結的炳國是因二二八失蹤，但小說悲劇的原因是「真華與炳國分開」、媒妁之言的枷鎖。可看到二二八籠罩的陰影，也看到舊婚姻的枷鎖。作者有切入政治的企圖，但沒有與小說中的其他脈絡成功整合。

1990年代女性小說

此時期的女性作家積極介入國族敘述，如李昂的《迷園》，寫一個鹿港沒落世家。福佬族的被殖民經驗如何無意中鞏固父權意識，在小說裡有曲折的演出。

朱天文《荒人手記》，以男同自傳書寫「邊緣」認同，不只是性別邊緣，更是解嚴後眷村族群被擠到權力邊緣。小說的立場頗矛盾：一方面緬懷失落中國，一方面用當時盛行的同志「結構」國族主義（在戒嚴的衝擊下主角喪失對失落中國論述的信心）。

這種解讀方式的缺點是，將同志意涵轉化成國族意涵，有壓抑同志的疑慮。這暗示了國族論述爭奪的轉淚點，從「中國中心」vs.「台灣中心」的衝突，轉變成女性、同志觀點的：直接質疑國家想像的必要性。

如蘇偉貞的《沈默之島》就用奇特的故事結構展現「無認同」，展露對「認同」的恐懼。並列兩個故事空間，複製所有主角，所有人物沒有固定性別或國民身分，「社會標籤」游離不定。角色空間活動範圍也放大，從台灣、新加坡、香港到歐洲。在失根且無法被定義的情況下，認同是最無用的東西。

「她是沒有土地認同感的人，非常恐懼這種無變化的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