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 紀錄片《狂飄一夢》＋小說《傷兵不在街頭》演講筆記

「法律白話文」主持的紀錄片放映＋映後座談，座談有：主持人、導演、林于玄（作家）、台南新芽理事長（社運組織）。不是逐字，但意思差不多，括號是我個人的註記。

于玄（小說作者）：政治人物喜歡用「野百合世代」、「太陽花世代」到「天然獨世代」區分我們，但相對於「屬於哪個世代」，我認為個人參與社會運動的時機點更重要，這會影響你如何看待社運。

許恩恩在另一篇小說《變成的人》裡所寫的很強烈的信任跟凝聚力我沒有體驗過。我加入的經驗是充滿不信任跟分裂的。我在社運相對脆弱的時期加入，所以我沒有撐很久。你在什麼時間點加入，會決定你能夠參與多久。

導演：在2016年以前，運動傷害、創傷的探討經常出現在文學中，在社會學或政治學界卻很少被討論。

過往看輕個人敘事，注重家族、國族敘事。現代則相反。過去在傳統價值、政治需求（比現在更狹窄的政治空間）下，犧牲小我是主流。

我的紀錄片關注參與個體在運動過後，生活如何被影響。不一定每個人都遭受很嚴重的傷害，但仍是傷害。

于玄：我受的不是現場的傷害，而是做為研究者、旁觀者的角色去關注研究議題，在媒體上遭受批評卻不敢跟親友對話（親友立場迥異）。黃士修的批評「文組別碰核能議題」讓我很長一段時間不敢碰環境議題。

非單純個人創傷，看起來很個人都創傷經常是結構性的、共通的創傷，會導致我們不敢說話。

我看到總統府前自焚那段時，有人說「為什麼我們的社運變得這麼冷漠，有人要死了大家卻還在討論其政治意義而不是想著去救他」。我現在覺得不義之處不是社運冷漠，不去阻止自焚，而是國家暴力迫使社運變冷漠。國家使社會運參與者以為要用如此殘暴的、不義的手段反抗，他不只壓迫我們，還強迫我們以冷漠對待彼此，這就是國家暴力可怕的地方。（個人註記：這個概念很像郭松棻〈月印〉的結尾，身為受害者家屬的文惠卻一陣「羞恥」，白色恐怖的狡猾之處是，可以把罪惡感轉嫁給其受害者。）

台南新芽理事長：不只世代不同，角色也不一樣，社運中我一直處在組織、領導的角色，從這個出發點討論為何自己痛苦。我很少走到現場，而是看著自己號招來的人走上街頭然後受傷，就會自責是不是自己計劃的不好讓別人受傷。

有一次警察開始越來越強勢，依照經驗等下就要開始打人了。有個現場的學弟打電話叫我號招更多人去現場。我陷入兩難，號招更多人去一起被打，還是放棄那群人，讓他們自己被打。我最後選擇不叫更多人去，我沒問過學弟會不會怨恨，我到現在都還沒跟他正面討論這件事。

主持人：很多人全身投入社會運動之後，都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繼續維持正常工作、生活。所以在參與各類型社運的時候，請找到自己的支持網路，記得參與的原因。

觀眾提問：你的小說有碰到一個議題：跟情侶或家人的政治立場不一樣怎麼辦？

于玄：

家人就只能忍耐一下，情侶的話我們可以任性一點。我們都希望伴侶的價值觀跟自己吻合，而政治立場就是個人價值觀的延伸，所以小說裡「如果我不參與政治是不是就不會分手」這一問題是否定的，政治立場不同只是藉口，兩人本來就不適合。